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經驗會隨著我們的愛恨情仇、意識型態決定我們的想法和做法，有些人條件好可以往自己的興趣走，有些條件不好的兼顧興趣和經濟需要的情況下做自己的發揮，那我覺得北京小付的故事告訴我，其實臺灣年輕人和大陸年輕人一樣，很多時候面對一樣的條件限制，都有一樣的焦慮。
文 / TK、Vanessa
葉老師認為：「如果我們不是要改變歷史的人的話，我們的命運就會被歷史的格局制約。所以最好你想要改變歷史，改變世界。」（攝影 / 柯智元）
與其靠同鄉會取暖 不如去認識更多台灣人
貌似實驗室： 針對目前民間的兩岸交流，無論是營隊、工作坊的形式，像輔大還無法成立陸聯會的社團，你從之前在寫書的時候或是過去的觀察，兩岸交流在臺灣、香港或其它地方，你會覺得到現在是有進步、有進展、有發揮空間，或是停滯不前的狀態？或是有哪些建議可以給予有志於推動兩岸交流的夥伴？
葉家興： 我始終覺得學生會、同鄉會，甚至像陸聯會，它始終都只是自溺的社團，只照顧自己團員的權益。那權益是大，但「更大」的目標是透過更廣泛、多元的參與，讓自己以及自己代表的城市和文化可以讓更多人看到。
就好像我們臺灣學生在美國念書的時候，我們的老師都會告訴我們不要只跟臺灣人打交道，這樣就跟失去了跟當地人互動的機會，你喜歡打籃球、打羽毛球，不一定要跟同鄉會的人打籃球、羽毛球。跟其他的當地人打球，這就是很好的國民外交。
所以關於民間交流團體的成立這個議題，我反而要更鼓勵陸生：你有什麼興趣就成立什麼樣的社團，讓更多的臺灣人認識，而不是讓更多大陸學生認識。從兩岸交流的角度來說，我覺得勇於去認識臺灣本地的同學以及老師，都是更好的民間交流。所以我認為陸聯會或純粹是陸生的社團不能成立會是一種挫敗，比如輔大很關心樂生的問題，那你可以去參加樂生的社團，可以參加輔大相關球類的社團。 大幅度地跟臺灣學生有密切互動，我覺得這是更好的民間交流。
制式的交流反而會有一些繁文褥節，這些繁文褥節會是一種障礙，或者形成一種相互取暖跟自我包覆，進一步形成一種「排他」。我覺得陸生來臺灣有很好的資源，而且是在十八到二十二歲──最可以接受挫折的這四年，所以可以去跟臺灣學生的社團打交道，更深入地認識這裡的人。
透過陸生看見中國 想翻身要讓自己看得更遠
貌似實驗室： 能不能請老師聊聊您認為臺灣年輕人面對今日趨勢，可以培養的格局。
葉家興： 我是到香港的第三、第四年才把我的助學貸款還完的。像我這種苗栗，中南部出身的，我相信很多人不是很有機會，大學或研究所就出國。特別是你成績好的話，還可以用成績去賺獎學金，成績不好的話，你根本沒有機會去這樣一趟。當這些大陸同學在你身邊的時候，這是你很好的學習機會。你透過他們可以看到中國大陸這十幾二十年的成長與發展。對於我們矯正貧富差距、弱勢階層的改善，都是可行的做法。
如果只有我們有錢人可以出去，其他人不能進來的話，那變成我們這裡的弱勢者就沒有翻身的機會，因為我們看不到外面的世界。當然，網路是一個很好的世界，而就像蔡博藝寫的文章：「中國大陸就像是高牆，但我們卻像是孤島一樣。」我們只關心雅虎奇摩新聞、表特版、FB，我們不太關心別的事情。如果弱勢者也是這樣的話，那他沒有機會翻身，因為他跟大多數的主流人一樣。而如果這些跟他不一樣的人來到他身邊，搞不好神經會被扭轉一下。你就想 do something different，你就有翻身的機會。你就有可能從苗栗到中壢去唸書，跟大陸同學結為好朋友。如果好朋友是個廈門人，我去廈門可以住他們家，我可以旅行，同時也有效控制旅行預算──這些都是讓弱勢者可以有機會翻身的政策。
事實上，全球化的年代你也擋不住，對吧？我們很希望王建民回來打中華職棒，但是就算他受傷都不會想回來，他想在最厲害的聯盟，跟最厲害的人打。我希望臺灣也是這樣，不用變成全世界最厲害，我們變成華人區最厲害的高等教育，讓華人最厲害的下一代都到臺大、政大、輔大、淡江。弱勢者不用出去，因為厲害的人到我們這邊來了。我們成為一個大聯盟。我們優秀的人也不會一個一個跑出去了。
這十五年在香港，接觸到的很多訊息，都是我在臺大搞學運不會接觸到的。這些訊息是來自於庶民。我覺得我接觸我周圍的這群同事、學生，對於我們（這種來自）小地方的弱勢者翻身，是很有幫助的。因為他們可以看到一些典範，否則他們永遠只能看到一些政商勾結，而沒有（看到）不同的故事。有外面的人進來，他們才有不同的故事。他們的想法才有機會被啓迪。
有了新的激盪以後，他們想做的事情就會變得不一樣。我都還不用講到什麼「開放政治」這類冠冕堂皇的事情，我只是從我自己這種出身卑微的，靠著自己奮鬥走出來的，這樣的生命經驗來說：everyone is the prisoner of his/her own experience – 每個人都是自己生命經驗的囚犯。在我們的牢籠裡面，我們只能看到我們有限的生命經驗。而到了香港這十五年的經驗，我感覺到越大程度的開放，對於弱勢者是最有利的。
面對成見與焦慮 就是拿出勇氣接觸他們
貌似實驗室： 有沒有其他什麼事情是您希望更多與我們分享的？
葉家興： 我覺得年輕的焦慮，就像人會感冒，這是很正常的。感冒有很多種處理方法，有人喜歡吃藥，有人喜歡喝水或睡覺，不同處理方法我相信都不是太大問題，我覺得面對成見或偏見的問題，最好的方法就是拿出勇氣來去接觸他們。其實好幾年前我在蘋果日報寫過一篇文章，叫做北京小付，那時候蘋果日報的編輯問我這個付是不是師傅的傅的簡體字，我說我也不知道，可能也有這個罕見的姓氏，最後他們還是用了這個「付」字，沒有轉成「傅」。
北京小付的故事就是說他在讀清華大學的時候，跟好朋友組成樂團，但也是因為生活的需求和壓力放棄自己的興趣，後來到銀行工作，因為工資比較高，比較能養活自己和家庭等等，但雖然在銀行工作，他和朋友還是有在繼續玩樂團，後來出了CD，還送給我，我想說這可能就是業餘的，沒當一回事，沒想到我在北京機場要坐上飛機前還有一點時間去逛，看到他們CD的宣傳，才發現他們還有一些行銷，把夢想實踐。
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經驗會隨著我們的愛恨情仇、意識型態決定我們的想法和做法，有些人條件好可以往自己的興趣走，有些條件不好的兼顧興趣和經濟需要的情況下做自己的發揮，那我覺得北京小付的故事告訴我，其實臺灣年輕人和大陸年輕人一樣，很多時候面對一樣的條件限制，都有一樣的焦慮。「我並不想要穿西裝打領帶上班，我明明想做一個藝術創作者」，可是會有一些限制，家庭條件也不是那麼有力，那我覺得其實在這種情況下尋找出路，就像感冒提醒自己體內的免疫系統產生問題。我覺得有焦慮是很好的，你知道你有個問題，所以你要去處理問題。
你必須自己去發現更多出路 ─ 最小成本的生命經驗
「發現」有很多種方法，就像我剛剛說處理感冒有很多種方法。最好的方式還是透過網路上去尋求更多資源，在臺灣求學有個缺點是，即便老師讀到台大、清大，老師也是相同的背景出來的，也有很多的留學經驗、業界經驗，當然很多學校現在有在安排一些實習，請業界人士來做演講等等，但是在香港大學，老師就有來自臺灣 、大陸 、香港人、英國、加拿大等地方，因此同學就會接到不同的觀點。在臺灣，就算你讀到台大接觸到的教授搞不好也都是台大畢業的，也都是留美回來的，他們就不太會給你一些新的觀點、新的可能性或新的期待性，那這種情況下你就必須自己去尋找。現在全球化和互聯網年代有很多的資源在網路上，你不需要透過網路去學習統計、經濟，只要應付你的課就行了，但是我覺得要透過網路去學習的反而是你的「生命經驗」── 新的生命經驗和可能性。而且是最小成本的生命經驗。
我覺得面對焦慮的方法，就是去接觸更多不同的人，讓這些人告訴你有什麼樣的可能性。因為你的老師可能跟你有類似的背影，他們已經佔據了黃金年代，而你要去開採屬於你自己的黃金年代。
如果我們不是要改變歷史的人的話，我們的命運就會被歷史的格局制約。所以最好你想要改變歷史，改變世界，我覺得賈伯斯就是想改變世界。當然在台灣當家作主也很好，可是我的意思是說：如果我們有那個能力，我們要 do more than that，不只是推己及人，而是要把這種民主自由推及到所有的華人區。因為我不需要換一個語言就能夠影響到十三億人的話，何樂而不為？如果我要，我很容易跟十三億個人打交道，影響這十三億人。
我在臺灣的時候會鼓勵臺灣同學到大陸、香港求學，也鼓勵香港同學到臺灣、大陸求學，更鼓勵大陸同學到香港、臺灣求學。因為我相信如果你在本地念書，你的老師可以給你的人生體悟相對是有限的，因為你沒有看到新的可能性。
我相信每個陸生同學到臺灣來，他所碰到的臺灣老師雖然不像香港這麼多元，但可以碰到很多意識型態不同的老師，或藍或青或紅，總是可以學習到新的刺激。我都沒時間焦慮了，我還有哪個美國時間去焦慮啊？！新的世界廣大得不得了！所以有時候我覺得焦慮也是個假議題，但焦慮是會傳染的，我相信善意傳染更強，雖然俗語說一粒老鼠屎會壞一鍋粥，好像一個壞的人事物會把整體的形象給弄差，但是我相信要為自己去找出路，所以我相信真正有時間去焦慮的應該是紈褲子弟、富家子弟，我們作為沒有資源的人是沒有時間去焦慮的。所以我希望臺灣年輕人有更多人到更大的舞台上，把臺灣的軟實力讓更多華人、世界感受到臺灣獨特的文化和歷史。
後記：
葉老師在二零一二年於《蘋果日報》上刊登的文章–〈尋找他鄉的物價〉，談到電子雜誌《陽光時務》製作的「一百元人民幣的世界之旅」專題，比較世界五大華人居住城市的物價和收入水平，藉以檢視全球化的脈絡下，幾個國際城市的物質生活狀態（註1）。最後，他在文中有感而發道：「全球化年代，一個年輕人在台北讀大學，到紐約作交換生，畢業後到倫敦讀碩士，暑假在香港實習，後來找到上海的工作。或者以不同順序走過這些城市，都愈來愈普遍。」在與我們交談的過程中，他深信在這個因著科技與網路，便利性逐漸上昇的時代，人際之間有更多的可能。
葉老師反思自己走出臺灣十多年後的感想，最大的收獲是「看待中國人已經沒有偏見」。回憶自己的偏見與刻板印象是如何被重塑的，他覺得關鍵在於樣本基數。「我不會因為一個臺灣的計程車司機在捷運站載了一位來自助旅行的日本女生帶到山上去性侵然後把她丟在山上，我就認為『全臺灣所有的計程車司機都是這樣』。因為『我看過足夠多臺灣的計程車司機』。現在我也『看過足夠多的大陸人』，這是完全一樣的。」因為有機會長期接觸，他與真實人物的友誼、生命經驗取代了想像的陌生、恐懼和焦慮感。
當臺灣成長的孩子，面對國族認同、職涯等挑戰感到焦慮，他認為這種焦慮是正常的，像感冒一樣。而感冒有很多種處理方法，沒有一定的答案，不同的處理方法皆有各自認為合理的原因。而他勉勵我們，對待這種焦慮，其實透過「更深入瞭解」將獲得顯著改善：他深信，面對成見或偏見的問題，最好的方法就是拿出勇氣去接觸他們。從外國經驗到陸生議題，我們都應練習以愛與善意的前提，去爬梳彼此不同的歷史脈絡，先虛心承認自己的限制，並且嘗試打開心胸，讓他人的生命軌跡映照出自己的更多可能性。
英國歷史學家吉朋 (Edward Gibbon) 在自己的回憶錄裡寫道：「每一個出人頭地都受過兩種教育，第一種是老師給他的教育，第二種─也是較具有個人特質，並且更為重要的一種─則是他給自己的教育（註2）。」當得以觸及的世界幅員變得更遼闊，我們面向的位置，將會決定我們的心可以容納、承載多少重量。回顧葉老師這些年努力推行的各種活動，正是他對這個夢想的實踐：有一日，位處東南亞與東北亞交界處的臺灣，成為亞洲華人們的大聯盟，雙手張開擁抱來自世界各地的優秀人才。讓更多人透過這樣的機會，得以翻身，得以擴展生命經驗。自己也學習用更開闊的格局，鼓起勇氣，走進其他人的生命世界──想讓臺灣成為亮麗的舞台，你我都是搭建過程中，重要的基石。
註1：這是相較於《經濟學人》雜誌來觀察各國匯率是否高估或低估，長年編製的「麥香堡指數」（Big Mac Index）
註2：吉朋 (Edward Gibbon) 為《羅馬帝國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的作者。本文引述的原句為 Every man who rises above the common level has received two educations: the first from his teachers; the second, more personal and important, from himself.
[…] ☛☛☛ 接續下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