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隔壁這樣強大的國家，「中國」往往被輕易與「中共」劃上等號，或是將「中國人」與「中國文化」直接連結，他感慨：「臺灣對中國的理解還是被簡化成某些概念，很負面、表面，以折射出自己的優越感，因此導致很多東西你不是沒看清楚就是沒看到。」
文 / Vanessa
八旗文化總編輯富察（攝影 / 柯智元）
我認識八旗文化出版社，應該是從范疇系列談中國的書開始的。兩年前曾在一場講座聽范疇講一段故事隱喻中國與臺灣的關係：
大胖子病得不輕，長期病臥在床，但很多來探訪的人都不知道這個大胖子到底生了什麼病，他們只管佯裝成有著溫和外表的營養師，湊近大胖子的床邊說，「嘿！我們可以幫忙你減重～」，如果他們有點被激怒了，就會對大胖子說，「你知道嗎？減重其實是你應該要負起的責任，你看看外面有多少人因為你沒飯吃？」大胖子或許是因為病得太重而無法回應這些問題，不過大胖子身後的幾位看護人員倒是彼此相視而笑了，他們不敢笑出聲音，但他們的笑似乎暗示著這場病注定是不會好起來的？
事實上，長期以來大胖子還有一個尚未解決的難題，他嫉妒他的小兄弟因為病剛痊癒，可以下床到處活蹦亂跳的，所以便把小兄弟的身分證扣押了，讓小兄弟不能帶著真正屬於自己的名字出去玩。小兄弟不甘心只能在家門外的花園裡活動卻無法走出大門，他苦苦跟大胖子央求，希望可以多一點自由，就算要犧牲些什麼也沒關係，不然他真的要被悶壞了。
大胖子對小兄弟說「好啊，親愛的孩子，那有什麼問題呢，或許我們可以談談合作」小兄弟聽了欣喜若狂，很快就答應要簽署協議，妄想著之後就能出大門到處玩耍了，卻不知道未來很可能會有更多大胖子身後的看護人員監視著他在花園的一舉一動，也不知道他渴望的自由實際上是建立在一個極不平等的基礎來討論，不過，不知道的事情其實太多了，所以就該把未來的命運交給別人隨意擺佈嗎？
現任八旗文化總編輯的富察認為范疇的視野之所以難得可貴，正是因為他能夠用「外部的視角詮釋內部的問題」，而有別於長期以來臺灣人習慣以內部視角處理外部的問題陷入的僵局。（攝影 / Vanessa）
用外部視角詮釋內部問題
攤開范疇透過八旗文化出版的書籍，從《台灣是誰的？》，到《大拋錨》、《與中國無關：就台灣論台灣》、《台灣會不會死？》、《中國是誰的？—從台北看北京》等書，一連串犀利的提問，通過生動的語言直搗臺灣政治經濟的核心議題，又能夠以超越島嶼的視野洞察臺灣社會的種種症狀，無論是政治現況，抑或是主權的思考，都有相當精妙的見解。現任八旗文化總編輯的富察認為范疇的視野之所以難得可貴，正是因為他能夠用「外部的視角詮釋內部的問題」，而有別於長期以來臺灣人習慣以內部視角處理外部的問題陷入的僵局。
富察起初是在讀報紙專欄時發現范疇的評論，覺得內容很有特色、筆力精妙，但當時在網路上或透過報社，整整三、四個月都聯繫不到，直到有次經由他人介紹認識，一問之下恰好就是范疇本人，回顧這段認識的經過，他笑稱是「得來全不費功夫！」富察指出范疇是論述能量充沛且多產的作家，從過去累積的專欄評論很快地根據主題編輯出一本本書，且能夠在一本書裡觸擊多個面向，相當積極地「想表達臺灣的問題該怎麼解決，臺灣要有自己的夢想，而不該跟兩岸問題綑綁在一起。」
現在回顧大胖子與小兄弟的故事還是很有共鳴，隔年適逢三一八佔領立院、反服貿運動，恰好《與中國無關》這本書也在三月上市，正好切合各種對中國的情緒。
滿州人看台灣 尋求一種新的取徑
富察： 范疇在三一八以後被很多人批評，因為他的立場不是臺灣本土派的立場，他是火星人世界的立場（笑），我自己作為編輯是一直想在兩個立場間，不是尋求平衡，而是一種包容。我覺得三一八的立場是對現在中國的政治反彈，以及是在臺灣內部思考的反對政府、社運抗爭，但在放到現實政治脈絡、跟東亞的框架結構裡看，就會發現這是一時有效，長久還是沒辦法解決問題的。所以這是范疇論述的關鍵，他會啟發我們很多思考，所以我會想花時間編輯，把這些啟發性的內容傳達給臺灣社會。
富察坦言過去比較常去體驗臺灣的政治抗爭，但三一八運動期間卻完全沒有去，一方面是因為忙碌，另外一方面可能跟中國人的尷尬身分有關係。富察是滿州八旗大姓，在小時候記憶中讀到的滿族歷史時常遭致污名化，將中國的失敗歸咎於滿清的墮落或腐敗，導致滿族人對於所屬文化的認同感向來低落。
自富察離開東北到上海工作後，切身感受到自身的語言、生活習慣與當地人的區別，而逐漸萌發質疑以皇帝為中心的傳統中國史觀的興趣，後來因緣際會，透過創立八旗文化出版社回應現實。他談起創立之初其實並沒有很清楚的定位。
富察： 從09年底開始創社，創社之初其實不知道要做什麼，前三、四個月其實就是亂出書的狀態，然後市場反應不是很好，那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外來的人來臺灣工作，對臺灣的通路、讀者、閱讀氛圍都非常陌生，我甚至對於繁體字有非常大的障礙，直排、橫排的障礙也很大，還會擔心自己看錯行！（笑）這就是為什麼我設定某些書可能會有中國讀者，我就改成橫排的。
我從2010年大概四、五月的時候，抓到中國主題的書是我可以去處理的，首先是因為我比較熟，另外就是因為我剛來臺灣看到報紙上談論的中國太兩極化，那我就想我們就出一些不那麼兩極的吧！
第一個就是許知遠的書，那時候可能也就是滿無知的，就是你想做中國的書，但你腦子裡還是先從大陸的開始找起，因為臺灣的作家我一個也不認識。我那時看許知遠那時候在大陸出版有出一本書叫《醒來》，差不多有二、三十萬字，很龐雜的彙編本，覺得裡面藏了另外一本書，而這本書後來就被我編輯成叫《未成熟的國家》，因為他從甲午戰爭開始講起，一直講到鄧小平的時代整個變遷，當時是把那些內容摘錄出來，其中斷裂的部份用編輯的方式整合好，所以這是第一本，從他開始接續開發跟中國有關的東西。
當時我想要開發中國領域的讀者，就先從在國外或臺灣的智庫學者，研究兩岸或中美問題去找，但我後來覺得智庫的書寫還是比較硬，畢竟不是寫給一般讀者看的，是給決策人看的，給總統看的（笑）！當然有些東西很重要，所以我第一本書我就書名翻譯成《北京說了算？》，那時候很流行談論「北京共識」，我基本上對於議題的敏感度非常高，從市場面而言也還不錯。
追求台獨，更有瞭解中國之必要
八旗文化以其獨特的編輯品味在臺灣表述中國，企圖透過不同視角的出版構成一個更全面解讀中國的途徑。富察認為如果假設臺灣已經是一個完全正常的獨立國家，仍然有瞭解中國的必要。
但是在面對隔壁這樣強大的國家，「中國」往往被輕易與「中共」劃上等號，或是將「中國人」與「中國文化」直接連結，他感慨：「臺灣對中國的理解還是被簡化成某些概念，很負面、表面，以折射出自己的優越感，因此導致很多東西你不是沒看清楚就是沒看到。」
「臺灣對中國的理解還是被簡化成某些概念，很負面、表面，以折射出自己的優越感，因此導致很多東西你不是沒看清楚就是沒看到。」（攝影 / 柯智元）
然而要追問的是，我們究竟是在討論中國文化的哪一個部分呢？因此，富察期望出版的每一本書「盡量不要太單一化」，藉此挑戰既有的兩極化的政治立場，讓政治光譜上的中間可以發展出比較充分討論的空間。另外，他也從自身作為出版人的立場上，回應當前出版界欠缺培養本土作家的問題。
不做代工編輯，積極培養台灣本土作家
富察： 其實我一直抱持著開發本土作者的動機在做，如果你都用人家的，你只是一個「高級代工」而已嘛！所以我很不接受臺灣出版業最流行的代工邏輯，編輯其實只是「高級代工」、「高級買賣」，不是說這樣不好，某些編輯眼光很厲害，對國外產業新知掌握很快、判斷很準，也知道國內的需求在哪裡，一拿進來就很準了，我覺得這也是讓人很佩服的能力。
而且在臺灣做版權書的繁體代理，其實是扮演著華語社會的領頭羊，香港、馬來西亞的讀者就是看臺灣的書，大陸有很大的群體也是看臺灣的，但現在因為大陸市場太大，他們有實力引進到成套，我們可能礙於市場規模無法這樣出版。我覺得代工思維固然好，但培養本土作者對我來說更重要。
從邊界認同到《被隱藏的中國》
除了前面提及的本土作家范疇，兼具人類學家與記者身分的阿潑的作品《憂鬱的邊界：一個菜鳥人類學家的行與思》也備受關注。富察談起這本書封面上的文案「我恨旅行！」，有別於一般很私人的小清新遊記，而遊走於旅遊文學和反身性論述之間的創作空間，且阿潑在東南亞、東北亞的旅行經驗著力點恰好都在邊界與認同上，他笑說是因為「腦子想到什麼，就會一定遇到這東西。」
不過起初讀她的部落格文章比較不統一、缺乏一定的主軸，所以如何把一篇篇鬆散的文章集結成一本專書，並處理社會性與私人性寫作內在的矛盾，便成為書寫的關鍵。
富察說：「非虛構型的作家通常寫到五千字以上就寫不下去了，因為寫不成結構，房子硬要加蓋就有問題。」要寫到一萬字以上的文章，就必須把內在的混亂清除掉，並賦予有結構的意義，其中的人稱使用問題、敘述的轉換和時空安排等問題就很重要。富察稱讚阿潑是很有潛力的作家，經過持續討論後，很快就能抓到要點，發展出組織井然的時空關係，共構成一個談論他者、邊界、認同的文本。
「憂鬱的邊界」此書名原先發想的是「沿著帝國的邊疆而行」，富察對於中國邊疆議題的關懷，更顯現於近期出版的《被隱藏的中國：從新疆、西藏、雲南到滿洲的奇異旅程》，以邊疆的視野動搖既存的漢人中心觀點。
值得一提的是，八旗文化捨棄用英文的直譯，即「天高皇帝遠」(The Emperor Far Away)，改以相對貼近臺灣讀者的書名「被隱藏的中國」代之，讓原先帶有西方視角看中國的取向被轉化成臺灣認識中國的另一種途徑，邊疆不只隱含地理上的內外劃定，也有心理認知上的邊界意涵。副標題則是把 Travels at the Edge of China 的 Edge改成具體指出作者遊歷的四大領域或路線──新疆、西藏、雲南和滿洲，似乎有讓原先被視為危險、荒涼的邊陲地帶躍上舞台成為主體的用意。在新書講座上還安排讓阿潑當講者，使邊界的書寫藉著《被隱藏的中國》搭起對話的橋樑，頗富趣味。
當前針對中國議題的華文出版，何偉的《甲骨文》、《尋路中國》等書，和歐逸文的《野心時代》已是許多讀者耳熟能詳的著作，還曾得到總統候選人蔡英文的青睞。不過在暢銷書的幕後，如何透過寫作的位置參與事件，以及反省如何培養書寫者的一套相對完整的體系，還是富察關切的核心議題。
他檢討到臺灣還是比較缺乏西方宏觀書寫的經驗，華文寫作傳統多半流於抒情，或是報紙上帶有強烈政治意涵的社會評論，而難以有效發展出現實的寫作鋪陳，也因為散見報章雜誌，讓獨立的文本始終匱乏。在培養本土作家的這條路上，富察期望「臺灣能夠有記者、有作家去寫出一個標準，並拿來做調整變化。」
沒寫過書的中國導演，從影像轉化為文字
提及近期最有成就感的事情，他覺得是做張贊波的《大路：高速中國裡的低速人生》這本書。富察說，因為張贊波是從來沒寫過書的人，過去是中國非主流的獨立電影導演，和主流追求商業規劃中國夢的很不一樣。
「我說你把所有形容詞去掉，你用動作來表達，用鏡頭來表達可不可以，不要寫一大堆的話裹在一起，你覺得好像很美，但你到底想跟他們說什麼呢？我覺得這是最可怕的事情。」（攝影 / 柯智元）
《大路》的書寫來自張贊波正在進行後期製作的紀錄片《大路朝天》，細膩地透過記錄底層建築工人傳達在近十年內在中國迅速擴展的一條條高速公路背後的權力結構，伴隨環境生態的肆意破壞，掌權者與卑微的人都被捲入在以國家發展為名的道路上。
張贊波潛伏工地長達三年多，通過影像揭露修築公路幕後的潛規則、辛酸與無奈。到了第二年，他發現鏡頭畢竟是冷冰冰的，有些情境和感受還是要仰賴文字寫下來，便試著在每天晚上都記錄一點想法。富察認為，藉著導演處理影像的視角可以更細緻地梳理事件中的人物或景象等細節，後來看到文章寫出來以後也相當驚艷張贊波的功力，只是原先以為應該沒辦法得到臺灣市場太好的反應，沒想到接連拿下兩個大獎，他認為這種肯定非常難得。
影像轉化成非虛構寫作的形式，何嘗不是賦予議題新的意義的一種創作策略。富察以自己前陣子曾在師大開寫作課的觀察為例，感慨很多人容易淪為堆砌詞藻，而讓內容距離現實愈來愈遙遠的危險。
「我說你把所有形容詞去掉，你用動作來表達，用鏡頭來表達可不可以，不要寫一大堆的話裹在一起，你覺得好像很美，但你到底想跟他們說什麼呢？我覺得這是最可怕的事情。」
跳脫淺薄媒體眼界，重建歷史書寫的厚度
近日臺灣歷史課綱微調爭議愈演愈烈，在高中生群起反對「洗腦課綱」的運動，萌發的是對於當權者為僵化特定史觀的不滿。除了針對歷史教育的反省，富察也提及當前歷史讀物出版的一些問題：
在中國，原先史學書寫主要是被官方和學術機構控制的，而現在比較有錢、有閒，也有興趣投入書寫歷史的人多了，藉著網路的媒介雖然可以促進大眾史的多元樣貌，卻充斥調侃、戾氣的文字，史觀也全然不進步，他認為恐怕只是「沿用另一種方式」，僅止於「繪聲繪影，缺乏積極創造力」的層面。但這樣的歷史書寫在中國仍方興未艾。臺灣的歷史普及讀物的創作出版，則幾乎是空白。
「幾乎是直接引進大陸歷史書的出版思維，我覺得非常不好，歷史出版直接換個封面第二天就上市了，對於讀者而言沒有意義，也失去閱讀的樂趣。」
八旗文化對於非虛構寫作投入的努力令人感動，在當前文學獎或補助盛行的文壇上被大量複製的美學上拉出一條照見現實的軸線，持續耕耘並回應當代社會、介入歷史的寫作實踐。重建、再製原先散見報章雜誌的議題寫作，真切地貼近讀者的日常，和一個世代的現實。恰好呼應八旗文化在2014年的〈另一種知識的可能〉文宣上所說：
世界是精彩的，歷史是重要的，現實是偉大的。我們希望藉著這些書目，和你一起跳出現今媒體圈圍出的淺薄眼界，進入現實的大千世界，遍覽全球的過去、當下、未來的真實景象。
for what 更是我們該care的。
而且「「中國」往往被輕易與「中共」劃上等號，或是將「中國人」與「中國文化」直接連結，他感慨：「臺灣對中國的理解還是被簡化成某些概念，很負面、表面，以折射出自己的優越感，因此導致很多東西你不是沒看清楚就是沒看到。」
首先站在國際現實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中國的唯一合法代表。至於後面中國人、中國文化這邊不知所云。至於優越感更是無知，優越的是「中華民國」的小中國優越感而不是台灣。正所謂局外人侷限。如果硬要講只是誤人視聽。
很多東西，台灣人可是清楚的很。是主流的中華民國社會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