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媒體有時會直接轉載中國媒體內容，如民視就會使用央視的畫面，「經費是很大的問題，視野又是另一個問題。」台灣國際新聞資源匱乏，李政亮認為就連公視、中央社等比較具規模的媒體，都沒有出現改善這一問題的討論。
文 / 吳易珊
《中國課：繫上紅領巾的中國式青春》作者李政亮（攝影 / 許鈺羚）
2012年才回台灣，旅居中國12年、完成北京大學哲學博士學位，並在南開大學教授傳播，李政亮對中國文化有獨到的觀察；他也從中國看台灣，用客觀角度檢視兩岸關係。
別讓中國想像淪為個人好惡
李政亮指出，台灣對中國的主流想像有兩種，一種認為中國是有利可圖的世界市場，另一種則將中國視為台灣的威脅。
「這兩種中國觀看起來南轅北轍、截然不同，但有一點相當類似──他們關注的都是國家層面。」實際進入中國現場的李政亮，認為應該先摒棄舊有觀念，理解文化脈絡、累積中國的基本資料庫後再批判，如果不先了解，任何批判或盛讚都會淪為評論者本身對中國的好惡；而理解中國的文化脈絡，也方便判斷中國政府的下一步。
台灣媒體常以獵奇心態報導中國，中國對台灣也有類似心態，李政亮說中國人喜歡讚美台灣的排隊文化、稱讚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其實是出於對中國的不滿、認為中國社會也該是如此。台灣喜歡把中國創業者比喻成狼，想像中國創業者積極、殺出血路，把自己對比成羊，安慰自己是群體性動物，至少可以互相幫忙。
談到學運後台灣對中國的心態，李政亮認同從政經角度檢視兩岸關係、思考貧富差距等議題，但他也發現學運後出現種族主義式論點，如使用「支那賤畜」作為口號；總體來說，學運後傾向防禦中國的人變多了。
課綱微調不該只是「政治角力的國族史觀」
新一代台灣人未曾經歷舊有的認同糾葛，生下來就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中國學生從小接受愛國教育，李政亮在著作《中國課：繫上紅領巾的中國式青春》寫道，「中國的教育仿佛是在錘鍊鋼鐵，錘鍊愛國之心與灌輸革命歷史」，早在幼稚園，學生就會為了進入重點小學而練習經典紅色歌曲。
接受愛國教育、接觸主旋律電影，愛國、民族主義式言論成為中國學生的標準答案。李政亮在中國傳播系任教時，會請學生上台分享自己最近關心的新聞、解釋自己為什麼覺得它重要，這時就有學生選擇圓明園獸首被拍賣的新聞，並認為只要中國強大便能解決這件事。為什麼這位學生會這樣回答？李政亮推測學生是因為沒有準備課堂發表，才回答一個老師絕對無法說錯的安全答案，「但有趣的是，為什麼這樣的答案會變成大家沒辦法說錯的？」意識到這個問題，李政亮開始研究中國教科書。
中國與台灣設定課綱的程序不同，但也有相似的地方，中國政府規定教科書要有一定比重的愛國教育，像過去被權威統治的台灣，中國課本常出現建立領導人偉大形象的文章。
「現在微調出現的內容跟思維，跟中國教科書的陳述有些地方是類似的。」關於最近台灣的課綱微調，李政亮特別提到103課綱減少大航海時代的比重，對西方帝國崛起與侵入亞洲的元素，讓他想到中國傳統「落後就要挨打」的思維；清朝在台建設的比重增加、日治時期的內容減少，新課綱較偏重國家層面，少了對多元社會的描述，如台灣的抗日運動其實是多元的，含有民族主義、無政府主義等不同思想，但新課綱並沒有帶到這些，「整個教科書修改到現在，應該是社會層面的豐富程度要更強一點，國家層面的比重要適度下降，不然會變成另外一種純粹是政治角力的國族史觀。」李政亮補充。
台灣內部有統獨等不同國家想像，如何兼顧這些思想差異、甚至把史觀差異的爭議列入教科書中，比選擇哪一個史觀更重要，「不是給你答案，而是給你探索的開始。」李政亮說。
中國高考讓教育成為階級戰場
「富者更富，貧者更貧」是李政亮對中國高考文化的評語，考試制度不但無法促進階級流動，反而還拉大階級差距。中國學生從小就得面對階級差異，並投入激烈的入學競爭；有錢人家能選擇進入「出國班」，不考高考直接出國求學，但沒錢的學生需要額外花錢在進入重點大學上，如借讀費〈中國學生到戶籍外地區就讀時，需另外付費，有人會將借讀費解讀為「擇校費」）等。
在中國學歷與求職環環相扣，企業會優先選用畢業自重點大學與重點大學研究所的人才，其次是重點大學畢業生，畢業自一般大學、具重點大學研究所學歷的人則是第三順位；提早進入大企業實習對未來應徵工作也很有幫助，中國學生的競爭壓力直至畢業求職也未結束。
高考對中產階級是人生戰場、逼迫年輕人提前早熟，但中國農村子弟無法藉教育往上流動，挹注在農村的教育資源也不見成效，「教育作為社會流動的機制，在農村裡幾乎不存在了」，農村子弟大多認為自己會繼承上一代命運、成為農民工，不認為讀書重要。
「整個教科書修改到現在，應該是社會層面的豐富程度要更強一點，國家層面的比重要適度下降，不然會變成另外一種純粹是政治角力的國族史觀。」（攝影 / 許鈺羚）
日本動漫迷的國族尷尬
李政亮的《中國課：繫上紅領巾的中國式青春》更偏重對中國年輕人的觀察，在書中他提到自己曾於2010年進行中國的日本動漫迷研究。「在中國只要談到日本就變得很敏感，其實日本動漫迷平常對這些公共議題比如社會、政治，會變得比較低調。」雖然在中國的日本動漫迷比較支持自由派的想法，但他們知道不能與持民族主義的「憤青」對抗，而刻意保持低調、只在自己的迷群團體交流。
「對動漫迷來講，他們還有一點怨恨。」中國日本動漫迷有一點不滿，他們常被指為親日，但第一代動漫迷形成，是因1980年代政府大量引進日本電視劇與動漫在電視播放，1990年代第一代動漫迷成為大學生，中國大學開始出現動漫社。
與台灣不同，中國迷群也有文化位階之差，「看英劇的瞧不起看美劇的，看美劇的瞧不起看韓劇的，看韓劇的瞧不起看日劇的，看日劇的瞧不起看港台劇的，看港台劇的瞧不起看陸劇的。」李政亮引用在廣州師範大學的教師朋友說法。
大片時代下逐漸消失的中國農村
談到中國與台灣都有的韓流現象，李政亮認為韓國電影未來會以中國為主要市場，2013年上映的《王牌巨猩〈中譯：大明猩〉》就是中韓合拍的電影。
中國現在跟台灣、香港、韓國、英國都簽了合拍片的協約，保證合拍電影在中國能享有等同中國片的待遇，這種「合拍片的政治學」可能是為了抵禦好萊塢。2011年中國加入WTO時承諾每年進口20部好萊塢電影，但美國指控中國壟斷好萊塢進口市場、只有一個中國電影集團進口美片，後來2012年習近平訪美才重新協議電影進口配額，在20部的基礎上增加14部3D或IMAX的電影；然而好萊塢2015年後可能會重新與中國談判、要求更多進口配額，「中國大片時代雖然票房亮眼，就電影類型來講其實多少都已經走到頭了，不外乎幾種城市愛情、武俠古裝、主旋律電影、商業化的主旋律電影，大概就這幾類。」
中國獨立電影圈現況如何？李政亮指出，有些獨立電影的導演已經進入主流體制，如與上海電影集團合作的賈樟柯，而婁燁表現得比較隨興灑脫，始終與中國電影體制保持貌合神離的關係。年輕導演郝杰是李政亮這幾年看過最犀利的導演，他的《光棍》討論中國農村老人的性需求問題，另一部張若以的《回家結婚》則處理年輕農民工失業返鄉的故事。
大片原是中國稱呼好萊塢電影的用詞，意指大卡司、製作成本高的電影，2002年張藝謀《英雄》上映後，中國電影的票房就三級跳，現已越居世界第二大電影市場、被形容進入大片時代，「在大片時代裡，你看不到農村，電影裡面農村近乎消失、變得存而不論，因為大片時代裡面大家討論的是城市愛情、是古裝歷史、可能是商業化的主旋律電影，農村已經不在被關注。」許多農村出身的獨立電影導演反其道而行，以鏡頭做「一種社會學、人類學式」的考察，重新回到家鄉關心農村議題。
「經費是很大的問題，視野又是另一個問題。」（攝影 / 許鈺羚）
中國導演比台灣導演更敢講政治
中國獨立電影與紀錄片的放映不斷被官方壓制，而獨立電影播放的管道又少於紀錄片，中國紀錄片往往將台灣影展視作重要流通管道，「台灣很妙的一點是，台灣電影不景氣，但影展特別多。」影展加上藝術電影院，台灣國產電影雖少，電影種類與放映地點卻很多。
「中國導演反而比台灣導演更敢講政治。」李政亮笑說，台灣開始與中國合拍片後，因鎖定中國市場而偏重老兵題材，如台灣編劇李祐宇與中國導演趙冬苓合作的《麵引子》，描述山東大學生被國民黨強拉從軍、最後落腳台灣，之後返鄉探親發生的親情故事，情感稍嫌氾濫；另一部李政亮認為詮釋較佳的，是王全安的《團圓》，情節較為真實且不畏談國民黨、共產黨與文化大革命。台灣與中國合作後，因為台灣往往想要討好中國市場，取巧式地呈現中國觀眾想要看見的台灣，所以容易出現「敘事被收編」的情形。
台媒過度轉載對岸內容 窄化國際視野
早在加入WTO之前，中國就開始將媒體產業「集團化」，鼓勵各省彙整電視台、廣播等傳播資源，如現在綜藝節目發達的湖南衛視，就是很早起步的電視台。除了制度面，中國影視產業的發展也反映中國青年心理，「我覺得他們做這個有點像創業。」李政亮說，因為在政治等領域無法有一番作為，中國青年遂在綜藝節目上實踐自己的想像。
台灣媒體有時會直接轉載中國媒體內容，如民視就會使用央視的畫面，「經費是很大的問題，視野又是另一個問題。」台灣國際新聞資源匱乏，李政亮認為就連公視、中央社等比較具規模的媒體，都沒有出現改善這一問題的討論。台灣短篇幅的評論也十分氾濫，追求收視率、點擊率，台灣媒體越來越著重對讀者的吸引力，而中國則保有紀實文學的傳統、習慣轉貼三、五千字的長文，「其實〈中國〉媒體每年都有各式各樣的檢查，包括連錯別字的檢查都有。」審查制度無意間維護了所謂中國文字的底蘊。
民國熱與城市熱 對理想生活的投射
近幾年中國的「民國熱」反映在各個層面，出現在學術界也影響中國文學與影視。一開始學術圈為了對抗官方化的魯迅而推崇胡適，以胡適彰顯民國時期的多元思潮；中國文學則在1990年代掀起「城市熱」，1930年代的上海成為風行的文學議題，作家們重新書寫上海歷史，如王安億的《長恨歌》，取代共產黨論述中半殖民、半封建的上海，「懷舊是因為現實的缺失，所以才懷舊。」中國的民國熱就像台灣對日治時期的想像，李政亮說。一些上海大學生會穿五四時期服裝拍畢業照，照片題字也使用繁體字，張愛玲故居成為小資階級的休閒去處，上海酒吧被拿來做文化分析，鴛鴦蝴蝶派作家張恨水的《金粉世家》2003年也被改編為電視劇。
在來台灣之前，陸生常常認為台灣是中華文化的保存地，但實際在台生活後才發現事實不同於想像，這種現象可能與民國熱有關，「有些人來台灣會把排隊歸咎傳統中華文化的結果，其實應該說這些陸客在找尋比較良好的生活方式，他在找尋的過程中，也會把看到的現象跟自己的想像做連結。」李政亮將民國熱比作對理想生活的想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