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對於回香港聲援爭普選這件事，他說不打算去，是因為覺得自己心理還沒準備好，還沒整頓好318以後的運動傷害，「我已經整個心碎變成塵土了吧！」
文 / Vanessa
郭豫謙，今年於淡江大學資工系畢業（攝影 / 和聲）
從冷眼旁觀到返港佔中
去年9月28日黃昏至29日凌晨，香港警方對於「佔中」抗爭者展開大規模的驅散行動，不僅施放大量催淚彈，並威脅要向群眾開槍，這是香港防暴警察近九年以來首次使用催淚彈，造成百人受傷。當時臉書上傳來各種消息說會施放催淚彈、橡膠子彈，很多人都不太敢相信，在淡江大學資工系念書的港生郭豫謙也坦言，起初對於「佔中」行動是冷眼旁觀，9月30日毅然決定回去香港「完全是一個意外」。他回憶，那時候跟香港的朋友還閒聊打趣說：「如果真的開槍就回香港幫忙啊！」沒想到半小時後，現場真的施放催淚瓦斯。
但武力升級並沒有驅散成功，反倒激起了香港人民的憤怒，以及對於政府暴行的強烈不滿，每當催淚氣體散去，人群就再度佔據主幹道，而群眾開傘抵擋胡椒噴霧的景象也成為「佔中」行動的鮮明標誌，也就有「雨傘革命」之稱。
郭豫謙感慨那次回去，原本以為可以帶著在臺灣參與318佔領立院運動的經驗幫上一點忙，卻似乎使不上力。「剛去香港是抱持著跟很久不見的朋友見面的心情，」他因為剛好認識上一屆的學聯，和一些香港城市大學（以下簡稱「城大」）學生會的朋友，心想或許透過聯繫他們看能夠幫什麼忙，沒想到學聯與城大學生會的關係現在變得這麼疏離。他補充解釋，或許也是因為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大學比較有話語權，相對來說，城大規模比較小便處於較邊緣的地位。（編按：日前城大已透過公投退出學聯）
在佔中期間的某個凌晨，一群人在政府總部前的廊道睡得東倒西歪，忽然有一些身穿便衣的人拍肩試圖叫醒躺在地上的抗爭群眾，請他們讓開，當時郭豫謙發現這種景象，跟朋友討論覺得奇怪，便站起來大喊：「大家等一下，我沒有說要不要退，但先想一想我們在幹麻呢？現在看看那一群人有戴警察的識別證，他們是穿便服，現在是警察叫我們讓開欸！」此話一出，許多離開位置的人察覺到異樣，紛紛又坐回來，他笑說，或許這可以算是對「佔中」行動的一點貢獻吧。
為了避免警察再度使用催淚彈驅散，現場抗爭者不只帶上長柄雨傘，有的還會全副武裝，「衣服是全黑，然後戴眼罩、安全帽，整個看起來就很胖。」郭豫謙形容當時自己的面孔幾乎只剩眼睛外露，沒想到還會被朋友一眼認出來。曾經看到警察對他的朋友叫囂，兩邊僵持不下時，郭豫謙模仿跟警察對峙的狀態，走上前直直逼近警察，說：「講規矩好好講啊！」、「躲什麼呢？」因為是全罩式安全帽，很難分辨出他的面貌，臉都要貼上去了，反倒迫使警察一步一步退後。
自臺灣318運動，郭豫謙從起初守議場八號門，後來在議場二樓，也持續關注退場以後的抗爭行動，但對於回香港聲援爭普選這件事，他說不打算去，是因為覺得自己心理還沒準備好，還沒整頓好318以後的運動傷害，「我已經整個心碎變成塵土了吧！」郭豫謙時常對於身邊事物心不在焉，直至今年從淡江大學畢業以後才逐漸好轉。
郭豫謙說家裡的兩隻貓，是他度過心碎時期最重要的陪伴。這兩隻貓是在去年八月出生，同一天領養帶回家的，剛好現在滿一歲了。（圖 / 郭豫謙提供）
香港人為什麼要參與臺灣社運？
參與過連續三年籌備六四悼念晚會的郭豫謙，回想起最初接觸社會運動的經歷，恰好就跟六四有關，「我還記得第一次參與社運就是六四，因為我剛好跟六四同年嘛！一九八九，那時候我去的是十八週年，我十八歲。」當時一個人過去，覺得很新鮮、想見見世面，郭豫謙後來回顧這段記憶認為心態很不正確，「但是很好笑是，當我開始想真的去做點什麼、關心一些事情而不只是為了自己的時候，我就來臺灣了。」大一那年他參與臺灣的六四晚會，厚著臉皮問工作人員能不能加入籌備團隊，便留下資料，之後卻沒有接到消息，以為可能自己沒有錄取，沒想到隔年突然有人聯繫邀他加入。
郭豫謙談起剛來臺灣時「有被切割的感覺」，因為不熟悉這裡的社會議題，找不到可以參與或切入的點，「這個社會不是我的社會」，困惑著香港人可以怎麼關注臺灣社會議題？他想，雖然不是臺灣人，「但至少我是淡江人啊！」大一便想透過加入學生會參與學校事務，不過發現學生會實際的運作跟自己的想像不太一樣，主要都在辦娛樂性活動，但學生會是不是應該要做些「其它的工作」，他當時也沒想到。
後來，一位台大的朋友提醒他，不過就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不需要是臺灣人，能幫得上忙就去做，讓郭豫謙因此找到社會議題的切入點。直到318那晚爆發時，他驚覺「路見不平」的理由其實不夠充分，「如果只是路見不平，這理由不足以要衝到立法院裡面去。」第一個晚上，郭豫謙沒有到現場，因為他在思考，到底要不要去？以及究竟為什麼要去？他覺得自己需要一個新的動機、更合理的理由。他想想，「不管我會不會拿到身分證，這裡終究是我的家，是未來的家。」基於這樣的念頭，第二天他便決定翻牆進去立法院議場內支援。
他發現，「這是第一次不是為了我認識的人，那幾群我知道名字的人，而是因為這個城市，我確實想幫它忙。」（攝影 / 和聲）
可是香港難道不也是家嗎？郭豫謙回顧自己看待香港的心情轉變，覺得自己倒不是因為是香港人就該回去幫香港，「我之前是一個對土地沒什麼感情的人，」他認為他想幫的是人們，而非這塊土地，所以在臺灣參與社會運動，郭豫謙說：「並不是因為他是臺灣人，而是因為他們剛好在臺灣而已。」
而這次回去香港，第一次讓他深刻感受到與土地的連結，「這個香港已經不是我熟悉的香港，但是一個很可愛的香港，是一個會讓人想付出的香港。」他發現，「這是第一次不是為了我認識的人，那幾群我知道名字的人，而是因為這個城市，我確實想幫它忙。」
淡江選舉風暴：港臺學生自治圈的差異
耐人尋味的是，在318與佔中之間，郭豫謙也涉入一場高度反中情緒的風暴中心──去年八月初淡江大學陸生蔡博藝參選學生會長，選舉公報上列出國籍引起資格爭議的討論，郭豫謙恰好是蔡博藝競選團隊的成員。他回想新聞剛出來時，起初覺得可以當成「免費廣告」，畢竟負面批評多半還是校外的人，他們沒有投票權，而校內批評的輿論也還不夠多。「但果然後來是我想錯了，」競選團隊都沒有想到會一路延燒到被迫重辦兩次選舉，「媒體太氾濫的報導反而給人我們是來鬧事的印象。」
至於身邊的港生朋友會怎麼看待蔡博藝參選引起的負評？郭豫謙說，有在關心新聞的人多半還是會擔憂的，但他會向朋友分析的首先是香港與臺灣學生自治圈的差異，在香港確實有不少中共派來的職業學生，但香港人可能不了解跟臺灣兩邊的資本、資源差異，「香港大學學生會的資源可是比淡大不知道多出幾倍啊，也幾乎是在做課外組的業務了。」且學生自治與政壇有密切的聯繫關係，影響力無法類比。他也反問：「如果中共要花幾百萬訓練出來的間諜，進去一個這麼小的組織，那投資成本其實不成比例嘛！」
向朋友說服的最後一道防線，郭豫謙搬出自己，因為當時跟競選團隊談好日後會管理權益部，也就是說，「真的發生什麼事情，我在裡面都看得到。」
身分界線：陸生、港生、臺灣人
蔡博藝深入參與異議性社團，也親身投入不同議題的社會運動，與「臺灣人」身分的界線在模糊、朦朧之間，不免讓社運圈陷入一種弔詭的兩難，不知道此時的堅定支持是否違背了平時的抗爭訴求。
而郭豫謙覺得，陸生參與社會運動看似尷尬、敏感的身分其實是小問題，「他們的身分是危險」，「我一方面很擔心他們會被國安局騷擾，另一方面更擔心他們完全不會被騷擾。被騷擾固然很令人擔心他們的人身安全, 但假如他們完全沒事, 會不會暗示著國安局某程度上支持這些行徑？這又是另一種擔心。」
面對前陣子中共開始大批逮捕的律師，一個接著一個瞬間消失，這種兩難也讓他不知道該希望陸生朋友有事，還是沒事比較好，「有事你是我朋友，沒事你不是我朋友。」郭豫謙笑說。
如果說在身分認同上存在尷尬的問題，他建議陸生或許可以用比較簡單的方式去想，當看到不正義的事情正在發生，不需要特別去考慮你是誰，才決定要不要關注或介入。
「今日香港，明日臺灣」？
在「今日香港，明日臺灣」這句話背後，有諸多討論，認為香港的處境或歷史發展經驗不該直接挪用到臺灣來類比，但確實面臨中國，都是在受壓迫的位置。郭豫謙舉例，陸客在香港被比喻成「蝗蟲」過境般的誇張程度，臺灣人也正在面臨這種問題，卻恐怕很難想像住宅區與商業區混和程度高，而直接被衝擊生活的程度，畢竟臺灣的土地還是比香港大一些。
雖然他沒有參與到「港獨」的運動經驗，但還是感覺到與「臺獨」有一些明顯的差異。郭豫謙認為，臺獨有建立在自己的土地上去訴求主權，相對而言，港獨的土地界線與中國的關係曖昧不明，而「本土化」還是建立在仇恨中國的情緒上，這情緒有很大部分源自六四那一晚，許多人看電視都以為不會開槍。
「想離開香港的人從沒有少過。」
「我現在這份工作就是在打中共啦！」（攝影 / 和聲）
「想離開香港的人從沒有少過。」郭豫謙承認自己也是其中一員，當初便是抱著這種心情來到臺灣，但現在想想，其實很佩服選擇在香港留下的人。至於自己呢？「我現在這份工作就是在打中共啦！」他目前剛剛進入台灣關懷中國人權聯盟工作，關注在中國的宗教自由、基督教受迫害者的問題，面對我提問說是否擔心工作風險的問題，郭豫謙很輕鬆地笑笑，說那些在中國的NGO都不怕了，自己在臺灣還怕什麼。
最近針對僑生留臺工作的制度有預告一些修改，郭豫謙說，雖然依照目前的版本是已經通過積點制的標準，但在聘用公司的規定，由於NGO的規模、資本門檻還沒有達到，所以未來估計要用「長期出差在臺灣」的簽證名義留臺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