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一開始是充滿希望的,我們有幾萬個人站在街頭⋯⋯,但是後來大家變成是有點抽離的回到自己生活之中,像沒發生過什麼事情一樣。」
文 / Vanessa
《亂世備忘》這部片是一連串偶然與不確定性組合在一起的,要怎麼回頭處理長達數月的雨傘運動龐大的素材——佔領空間的改變、突發事件,以及無法控制的情況,讓導演陳梓桓不得不自問,改變是什麼?又將領我們往什麼樣的香港未來前進?
佔中開始前一兩週有罷課的運動,陳梓桓當時便四處尋找題材,主動跟學生聊天,原先與朋友規劃嘗試白天拍攝,當天晚上剪輯完就播送,「那時候很想做一個立即給這個運動有效果推動的,」但後來發現剪出來不僅粗糙,也缺乏能夠深入探討的面向。他現在回憶起當時的想法,或許很多紀錄片導演都有過這種擔憂:「一年之後才出來的片是不是已經過時了?」
關於身邊這群人的故事
這是陳梓桓第一次做長片,自2014年8、9月養成追蹤記錄的習慣,瞭解每一天的運動動態,以掌握紀錄片可以著重的內容,他笑說有時還是會有大海撈針尋覓方向的感覺。
不過陳梓桓強調這部片並非要去呈現雨傘運動的全貌,而是聚焦在「關於身邊這群人」的故事──主修文學與法律的Rachel、在佔領區教英文課的Kenic、在物資站扮演關鍵角色的甲蟲哥…..等,記錄他們在運動過程的心境改變,甚至到運動最後,穿著校服到旺角佔領區,十多歲的女學生,也加入了主要角色之間的對話。
以人物支撐起運動的整體結構,不僅帶出在香港另類「理想」的社會運作模式,描繪出參與者自發性服務、為共同理念主張,並互相配合與幫助的細節,也透過記錄意見分歧的人之間的關係,如Rachel親自回信給港大教授對基本法的看法,給觀眾更真誠與實在的感覺。
或許因為與學生年紀相仿,導演就未必要侷限在「旁觀」的視角,他與運動者之間的身分既重疊也保留對話空間。在片中可以看到他與被追蹤拍攝的學生打成一片,就像熟悉的朋友,對方也願意向他吐露心底話。
而《亂世備忘》的獨特詮釋也顯現在,透過二十段不等量的敘事碎片,無論是導演欲側重運動現場的符號,抑或是作為補充說明的材料,這些碎片看似仍依照運動發展的時序進行,但又伴隨著偶發的事件片段,或許多遊走於現場與日常之間的焦慮不安,似乎也折射了運動者逐漸「出神」,宛如夢境與現實交會的狀態。
「不想回望」是更艱難的任務
「我覺得一開始是充滿希望的,我們有幾萬個人站在街頭⋯⋯,但是後來大家變成是有點抽離的回到自己生活之中,像沒發生過什麼事情一樣。」陳梓桓坦言自己在運動結束後,為了避免勾起讓自己不快樂的記憶,也曾經「不想回望」,對他而言這才是更艱難的任務。
片中保留導演在一陣紛亂之中,莫名被警察被毆打一拳的場景。起身後他驚魂未定,將鏡頭面向警察,去認出打人的警察的面孔,「給警察打了一拳,雖然不是打得很厲害,但對我來說可以看到那個鏡頭後的自己反應是怎樣。」運動創傷在現場參與的運動者體內,隱隱發酵著。運動後期,當很多人已經不怎麼再去現場,拍攝轉變成朋友之間的私下閒聊,沒有目的地漫談著。
「香港人」究竟是誰?
2014年,對陳梓桓個人而言,也是一個轉捩點。曾經相信香港能夠保有民主、自由的價值,雨傘運動期間發生的許多事,讓他更加體認到香港要走「中間路線」是不可能的,如果不是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就是讓香港獨立。背負著無力感之餘,他也逐漸傾向本土派的立場。然而,他看到另一種令人尷尬的問題是:「香港人」究竟是誰?「本土」又是在什麼基礎上討論?
「我其實真的覺得身分這種東西是別人給你的,你一出生就被給定是哪個地方的……,最近在想,好像很多人(對身分認同的想法是)在想怎麼讓香港變得更好,還是因為香港是我成長的地方,」他認為重點在於不該是別人將身分加諸於你,「即便今天港獨,也可以有人認同自己是中國人。」這部份的省思,似乎也藉著《亂世備忘》導演自我揭露的家庭錄像,傳達香港自回歸前後,身分認同與政治看法如何曖昧地綑綁在一起。
很長時間,他也曾受到父母輩的說法影響,以為「中國跟黨畢竟是不一樣的」,但目前的政治氛圍讓他深刻感覺到,要跟黨完全分開是很難的。香港作為涵蓋多元文化的移民社會,是不是能讓身分的定義內涵更寬廣一些,不只是限定在種族,而是生活在香港,或認同在香港的價值的人。
給今日的備忘
時至今日,如果能為此刻來臺放映的時機留下備忘,那導演想為雨傘運動補充什麼想法呢?
原先記錄雨傘運動為香港社會帶來的一點一滴累積的改變,陳梓桓想想,就算是現在有很大的改變也好,也要有心理準備去面對在未來的挑戰。他感慨之前有過一直等待與政府對話,而錯失給政府施加更大壓力的機會,或是受到傳聞與評論影響組織士氣,「我覺得我們應該要更勇敢去面對一些困難的事情」。
二十年前沒有想過自己今天會變成這個樣子。陳梓桓停下幾秒,接著說道:「後來我覺得改變也算是另外一個東西是,我們會變成怎樣?最近有部電影《十年》,可能我們說改變,也是看自己十年之後會變成怎樣,會不會在心理上更堅強。」